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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时期北京的说唱  

2014-12-02 15:46:26|  分类: 老北京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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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时期北京的说唱 - 金汕 - 金汕博客

 

民国时期北京的说唱 - 金汕 - 金汕博客

 

民国时期北京的说唱 - 金汕 - 金汕博客

 

最近北京作家王燕琦的新著《末代皇朝》由人民出版社出版,受到广泛关注。著名学者周孝正看后评价晚清立宪与辛亥革命的成败,以及清王朝的覆亡,都为后人留下深刻的教训。《末代皇朝》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变革,洞见了一百多年前中国人的宪政理想,展现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,具有难得的镜鉴作用,实为历史小说的佳构。国学专家王文元说:“末代皇朝不仅仅影响100多年前中国,也影响到之后朝代屡次更迭的中国。这本书对清末、民国历史的挖掘与艺术加工,使我感到花两天时间读它很值!”

我读了王燕琦先生这本书,更知道近年来他研究清史、民国史的收获是必然的,20多年来他一直潜心于此。谈到这一点,他说清史、民国史可以挖掘的东西太多了,不抓紧有失传的可能,而且已经有的已经永远石沉大海了。

王燕琦即将退休,他说:“这下我可以全身心地继续自己的理想了,虽然没有一分钱课题费,但这种民间研究常常更有活力。有些拿经费的课题不仅毫无价值,而且不顾国格。我最近看了某个所谓沦陷区文学研究者的专著,我作为民国史的民间研究者感到很多常识性的错误令我吃惊。而且在他笔下日本统治北平时文学创作是繁荣的,这位研究者还把日本设置的‘大东亚文学奖’获得者抬出来大肆吹捧。后来又得知他剽窃下属的大量成果,而他的课题费与中饱私囊的办公经费竟然达到100多万!我有洁癖,从来不去申请这类经费,而我三年内已经出了《洪宪皇帝》《末代皇朝》,虽然只有微博的稿费,但我可以独立而不是在一个既定的框架内完成我的研究。没有独立的人格何来独立的研究?”

正当我想让他谈谈《末代皇朝》的创作经过时,王燕琦说:“那毕竟是过去的事情了,让读者来评判吧。我下一部作品准备写北京清末民国北京说唱艺人的长篇小说,能不能让我谈谈我为此做的考察?”

我说可以啊,先吹吹风,让读者看看您的“清末民国三部曲”的收尾之作。

王燕琦说:“辛亥革命之后,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,社会风俗也为之一变,许多说唱曲种的艺术形式和演出方式随之产生了变化。二十世纪初期至四十年代末期,社会长期动荡不安,但民间艺术所受的限制、束缚较少,这一时期的说唱艺术空前活跃和繁荣,成为其重要的发展阶段。随着社会风气、习俗的变化,逐步冲破了原有的说唱演出场地的限制和隔阂。比如北京内城的大书茶馆在清代是专供贵族、商贾和文人听书的场所,外城的天桥则是下层市民的娱乐场所。民国时期,一向在天桥等各个集市、庙会上演出的流动艺人,也开始逐渐进入城区的杂耍园子,在演出竞争中同样涌现出了不少名家。与此同时,一些较为高雅的说唱场所在进入民国以后也日趋大众化,下层市民也可以出入。进入民国之后,满族人失去了朝廷发的粮饷,因而没有了生活来源.以自娱娱人为主要活动目的的旗籍‘票友’,为生活所迫,纷纷‘下海’卖艺,与民间艺人合流。这便带来了说唱表演当中雅俗之间的融合问题,这种融合成为了民国时期说唱艺术的一个重要变革。

“民国时期的北京,是一座规模庞大的消费城市,市民成分复杂,既有工人、店员、手工业者、商贩,也有教师、学生、文人,还有官僚、商贾、没落贵族等。成分复杂的观众群体,所反映出来的多种多样的审美需求和艺术情趣,影响着北京说唱艺术的发展趋向。

“北京吸引了周围农村的职业、半职业说唱艺人,他们又常常应邀到津、沪、宁、汉等大城市演出,扩大了北京曲艺在全国的影响。为了在竞争中提高上座率,艺人们在演出传统曲目、书目的同时,也改编戏曲、小说,或者翻新传统曲目,并不断创作出新的曲目或书目。

“民国初期,说唱艺术开始称之为‘曲艺’。1919年,北京艺人张云舫创作的滑稽大鼓段子《海三姐逛东安市场》当中就出现了曲艺的字样。在‘五四’时期反帝反封建精神的影响下,当时北京诞生了一批具有民主主义、爱国主义思想的说唱曲目和书目。1922年,北京曾上演了新编京韵大鼓《灯下劝夫》,表现了有识之士对于列强虎视眈眈瓜分中国的忧患意识。民国期间,在说唱演出场所和艺人当中形成了一种新的竞争环境和机制。当时在一场演出中,尽管说唱形式不同,但出场的顺序标志着演员的名气和受观众欢迎的程度,先出场的艺人通称‘垫场’,收入较少,后出场的艺人相对收入较高,被称之为‘角儿’,这其中又有压轴(倒数第二个)和大轴(最后一个)之分。艺人无论是为了名气还是为了收入都要争取成‘角儿’,戏园子、书场、茶社等说唱演出场所自然也要竞相邀请‘名角儿’演出,以争取观众,增加收入。这一时期的说唱艺术流派纷呈,艺人之间也形成了激烈竞争。

王燕琦不愧是民国史专家,他越谈越兴奋:“民国时期,说唱演出场地产生了较大的变迁,‘书茶馆’、‘杂耍园子’等大量涌现。当时北京的说唱演出场所形式多样,大约可以分为‘明地’、‘书茶馆’、‘杂耍园子’和广播电台四个方面。所谓明地主要是指天桥市场、东安市场等市场、庙会的演出,民国时期的天桥以各式娱乐场所著称于世,相声、评书及各种大鼓等北京说唱曲种都在天桥生根开花。隆福寺、白塔寺、护国寺等定期庙会,都有说唱艺人赶会演出,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,北京的书茶馆共有七、八十家,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,日寇占领北平,书茶馆数目一时锐减。

“1920年,北京南城建立大型游乐场所新世界、城南游艺园,里面都上演什样杂耍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,华北戏院、新新大戏院、长安大戏院、哈尔飞戏院也都开始接纳说唱演出,当时专演说唱的杂耍园子有四海升平、青云阁茶社等。二十世纪四十年代,又开辟了东安市场内的上海游艺社、西单商场的西单游艺社等演出说唱的游艺社,西单商场还有专门演出相声的启明茶社。

“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,北京西城电话局里开办的广播电台开始播出说唱节目,由于说唱艺术拥有广大的受众以及简便灵活的特点,此后不久,鼓书、单弦、评书、相声等节目便成为了电台的主要播出内容,同时插播商业广告。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,北京的广播电台已发展为十几家,大多为商业电台,影响较大的有华声电台、百利维电台、中国电台、民生电台等,当时说唱节目已经占了文艺节目的80%以上。二十世纪三、四十年代,在北京各个广播电台演播过的说唱曲种繁多,据史料记载,计有相声、岔曲、单弦、莲花落、京音大鼓、梅花大鼓、滑稽大鼓、乐亭大鼓、梨花大鼓、唐山大鼓、西河大鼓等几十种。民国时期,北京曲艺的曲目、书目积累相当丰富,传统曲目达五千余个,其中形式繁多,题材广泛,充分反映出了各个时代的社会生活。随着书刊出版业的发展,北京在这一时期刊印的了多种说唱曲本。前门外打磨厂的宝文堂书店,采用铅印技术印行鼓曲唱本,由小贩趸去走乡赶集,发行甚广。1921年至1925年间,北京中华印书局印行了二十多册唱本,编为《文明大鼓书词》,收入各类唱词近三百段。1937年前后,北京的《立言画刊》等通俗报刊开始连载评书。

“进入民国之后,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一些对于妇女的禁锢,比如允许妇女进入娱乐演出场所,妇女也开始登台表演。据史料记载,清代仅限于盲女从事说唱表演。民国以来,一些说唱曲种逐渐出现女艺人,出现较早的是在山东大鼓这一曲种当中。民国时期的北京说唱艺术曾经呈现了繁荣发展的演出局面,可谓名家辈出,流派纷呈,在表演上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成就。但当时无论是从前人继承下来的或是创作、改编的大量曲目、书目当中,从思想内容上都不免保留着旧的历史观念、伦理道德观念,甚至不健康及庸俗的成分,与时代、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距离。”

 

(摘编自金汕的博客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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